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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Brian O'Flynn 2018.11.12

    为什么酷儿们热爱《Kill Bill》?

    探索酷儿群体被一些特定异性恋文化现象吸引的原因。

    为什么酷儿们热爱《Kill Bill》? 为什么酷儿们热爱《Kill Bill》? 为什么酷儿们热爱《Kill Bill》?

    在我是个还没出柜的青少年时,我每天放学回家循环播放两部电影。周一是《Kill Bill: Vol I》(杀死比尔:第一部),周二是《Vol II》,周三又是《Vol I》,如此反复。我妈那时候大概很担心我。

    当我告诉异性恋们这件事时,他们面露惊讶,而我和他们一起笑这件事有多怪异,我真是个暴力小孩。但当我告诉其他酷儿这件事时,意料之外的是很多人会说:“天哪,我也是!”

    不光《Kill Bill》,还有《Resident Evil》(生化危机)、《the Parent Trap》(天生一对)、《Tomb Raider》(古墓丽影),甚至《The Mummy》(木乃伊)。只要足够多的同性恋聚在一个房间里讨论童年最爱的电影,对话相互重叠的机率大到难以置信。为何酷儿们会受一些特定的异性恋文化现象吸引? 

    我不知道是《Kill Bill》里的什么吸引了我还在沉睡的酷儿意识。电影标志性的黄色连体装肯定有一定作用,也有一些疯狂的坎普时刻——像是 Bea 用她的半藏剑打 Crazy 88的一个年轻成员屁股时——还有针对一群邪恶背叛者的复仇情节(我大概是把他们当作学校里恐同的霸凌者们)。但除去这些元素,《Kill Bill》没有什么明显酷儿的地方。我并不是对电影中明确的酷儿特质产生认同感,而是和我无法在任何作品中找到的酷儿特质产生反向认同。

    反向认同是酷儿群体接受主流文化的“第三种方式”。做为 LGBT 人群,我们处于主流的异性恋叙事之外,所以我们无法与之产生认同。

    “反向认同”是一个学术词汇,用来形容酷儿群体将酷儿意识投入并不是为我们准备的叙事中。这是指当我们无法找到反射自身的镜子,开始在墙壁中寻找倒影。这样的文化幻影定义了我们很多人的早年生活。 

    Lee Edelman 博士是 Tufts 大学的教授和《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缺失的未来:酷儿理论和死亡本能)的作者。“反向认同的概念来自 José Muñoz(源于他1999年出版的《Disidentifications: Queers of Colou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s》(反向认同:有色酷儿和政治表演)),具体涵盖对流行文化符号的重新解读。”他解释道,“通过对流行文化现象或表现者进行特别解读,将自我插入拒绝承认自己存在的文化。当一名同性恋男性与 Judy Garland 产生‘身份认同’,他是在将自己加入永远没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主流文化。” 

    像 Muñoz 在他1999年作品里写的,反向认同是酷儿群体接受主流文化的“第三种方式”。做为 LGBT 人群,我们处于主流的异性恋叙事之外,所以我们无法与之产生认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选择与主流反认同,比如将我们放在主流的直接对立面。想想同性恋如何因反感 Ed Sheeran 的嬉皮烂歌而联合起来——他标志性的关于无聊异性恋爱、吉他和弦简单的音乐广受欢迎,成为了酷儿群体嘲笑的对象。他对阴柔男人和他约会的女性的隐形歧视让他自然成为男同性恋和女性的敌人(像他在这篇《Playboy》采访里说的)。我们对 Sheeran 和他象征的东西表演性的抗拒是关于我们反对什么的宣言,成为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Muñoz 提供的革新想法是我们同样具有“不认同”的选项——为了我们的文化目的重新定义并改变主流概念。换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需要拒绝主流文化,我们可以召唤出在在直人文化中不存在的酷儿幽灵。

    “即使没有真正被代表,酷儿个体可以脱离接收的常态,将主流文化符号转化为酷儿欲望的载体。”Edelman 这样解释道。这正是童年孤独的我所做的,将自己的同性恋意识投射到 Uma Thurman 扮演的 Beatrix Kiddo 身上。我并不是特例。

    Nuno Miguel Gonçalves 是一名来自里斯本的35岁男同性恋。“作为一个80年代的孩子,《She-Ra》(非凡公主希瑞)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告诉我,“爸妈起床前,我倒好麦片在起居室里看一个早上动画。我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Nuno 说《Ladyhawke》(鹰狼传奇)里的 Michelle Pfeiffer 也是他痴迷的对象之一。“我认为动画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里面的变身情节,角色们戏剧化的改变,成为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存在。”他总结道。

    我们不需要拒绝主流文化,我们可以召唤出在在直人文化中不存在的酷儿幽灵。

    Benji 是一名住在都柏林的23岁跨性别男性。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相似的经历——他沉迷于《Yu-Gi-Oh》(游戏王)。“早在我发现自己是跨性别者之前,我一直很爱那个角色,因为他矮小、声音尖锐、看起来一点都不男性化(我本人),但他灵魂深处的自我是个高挑风骚的帅哥,这就是我想变成的!”Benji 这么说,“我紧紧抓住了这点,一个我这样的人也能变成那样的想法令我着迷,即使这只是个关于卡牌的幼稚动画片。”Benji 能够重新解读这部有着直白异性恋两性叙事的动画,找到主流文化中缺失的代表。现在他对那时的迷恋也充满美好回忆:“我依然感到着迷。”他笑道。

    我对 Benji 的故事感到共鸣。虽然我很感激现在能有 Olly Alexander 和 Troye Sivan 这样现实世界中的榜样,但我也怀念年轻时在自己房间里围绕《Kill Bill》、《Charlie’s Angels》(里面的打斗场面绝对无可比拟)《Mean Girls》、Britney Spears 和 Lady Gaga 创造的秘密世界。我通过拼凑这些文化碎片创造出的临时身份能反应最真实的自我,我带着这样的身份走过生活。

    后来我意识到成千上万的同性恋人群,被柜墙彼此分隔,各自选择抓住相似的文化浮木。有些男同性恋选择 Lady Gaga,有些选择 Ed Sheeran 进行反向认同并不是偶然——他们对某种类型的文化、歌手和电影(参见同性恋 diva 崇拜)有统计上显著的倾向。“男同性恋重新诠释从 Tammy Faye Baker 到 Mariah Carey,从 Whitney Houston 到 Lindsay Lohan 的各种文化形象。”Edelman 博士进一步解释道,“相似地,女同性恋文化重新诠释 Marlon Brando、James Dean,或者 Oprah Winfrey 和 Cate Blanchett。”

    反向认同的集体现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正是这种共享的体验,甚至超过我和男人做爱的事实,让我感到归属于一个文化群体。 

    即使在当今酷儿代表形象繁盛的时代,反向认同仍然是我们成长中重要的一环。“这种采用异性恋文化并重新解读的过程并没有过时,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男同性恋在‘糟糕的过去’的无奈之举,而现在不用再这么做了。”《How To Be Gay》(如何做一个同性恋)的作者 David Halperin 博士告诉我,“事实上,我70年代出柜时也是这么想的,然而这种做法依然存在。”

    15岁的 Max 住在巴拉圭,他告诉我2013年玩《Tomb Raider》(古墓丽影)帮助他认识到性别并不是二元的。“玩过这个游戏之后,有些东西改变了。” ta 告诉我,“我无法再喜欢男主人公叙事的游戏。我对其他媒体的接受也变了,我关注的每个 YouTube 博主基本都是女的。这一切都由 Lara Croft(《Tomb Raider》主人公)开始。几年后,我得以通过像《Life is Strange》(奇异人生)这样的游戏探索女性认知和酷儿角色,引领我认识到自己是跨性别者。”

    想到比我年轻将近10岁的人们在2018年和我一样用反向认同的方式发现自我是种不可思议的感受(00年代《Tomb Raider: Legend》给了我巨大的启发)。有些人可能会把反向认同看作酷儿生活的悲剧,反映出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必须听从于异性恋叙事,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反向认同的童年记忆是珍贵的,甚至充满魔力。这么多年后我依然能听到 Uma Thurman 和 Lucy Liu 的低语:“Tricks are for kids”。

    Credits

    作者:Brian O'Flynn

    翻译:z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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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文化 , 酷儿 , LGBTQ , LGBT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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